小议车改 孙焕英

 全世界公车配备原则，有多种方式。比较有特色的，有三种。
    一种是亚洲小龙韩国式，它是极端按需配车。韩国首都首尔市，公车只有几辆，个位数，远不如中国一个县处级单位公车多。从市长算起，因特殊公务需要用公车之后，公车必须开回机关入车库停放，并登记备注。谁想公车私用哪怕是1小时，都没门儿。韩国不是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但可以肯定，这里的公车配备，当是世界上的廉政之最。这里的理念是：市长和工人，都拿工资，工资就是保障日常各种消费（包括交通费用）的。
    一种是世界首强美国式，它是社会按需配车。一个在麻省大学教书的华人以亲身体验加考察写了篇美国公车配备情况的文章说道：这里的州长，是地铁的乘客；而这里的穷人看病去医院搭不起或者舍不得搭出租车，就可以预约申请公车送接。在这里，公车除了公务属性还具有公益属性和扶贫属性。
    还有一种，是发展中国家（过去称为第三世界）中国式，它是完全按衔配车。车牌，就像肩牌，什么级别的官配什么牌子（如以耗油量或者售价区别）的车为公车，有章法有规定，而不是按公务需要配车，就像民谣所唱“大小是个官儿，屁股就冒烟儿”。因为不是按照公务需要配车而是车牌成肩牌，官阶大小配备相应高低的公车，所以，公车也就失去了公务属性，成了模糊需要，一个公车可以一家子用。这就是中国公车腐败的根本所在。
    公车改革，并没有打算废除甚至触动现行法规所定的干部配车标准即完全按衔配车原则，决策舆论的方向是精简小官配车保障大官配车。这，实际上是强化了按衔配车，凸显了车牌成肩牌——官衔显赫的才能配车。这样的公车改革，发展下去，就会产生蛋糕效应：参加分蛋糕的人基数越小，蛋糕的切块就越大，有资格参加分蛋糕的人得的蛋糕也就越多。这样的公车改革，越改越没公，越改越不公。
    公车改革，在中国，最主要的是实践按需配车按公务需要设车，废止完全按衔配车按官设车的游戏规则。有公务需要，就有公车；没有公务需要或者不急需要，就没有公车。从本质上来说，公车不是待遇，工资才是待遇（包括购买私家车的待遇）。
    完全可以借鉴韩国经验，一是减少公车，二是按需配车，三是杜绝公车私用。
    （2011年第1期《民主与科学》孙焕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