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公文理论初探

《文心雕龙》是一部研究中国文体学的重要著作。刘勰继承、发展了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等有关论述，把对文体学的认识与理解推向了一个新的水平。引征旧说，创立新义，在《文心雕龙》的上半部，从《明诗》到《书记》各篇中讨论了三十几种文体，涉及的文体达到百多种。“所载文体，几乎网罗无遗”（黄佩）。品目之多，分类之细，大大地超过了前人。从内容上看，刘勰对各种不同文体的特点、美学标准、写作的具体要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评介了晋以前的大批作家与作品。“夫文本同而末异”，他在探讨“本同”，特别是“末异”这方面，较之曹丕他们，有不少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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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一书中，没有明确提到公文这一概念，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学习刘勰的公文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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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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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T$ @6 ?! C8 l* T1 N, e) i/ i　　公文是文字与国家出现后的产物。它是统治阶级用来发布命令，管理政务，记录情况，联系事务，实现国家权威的一种有力的工具。它有鲜明的政治性，明确的目的性，使用的时效性，与其他文体，例如诗歌、小说有着明显的区别。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文心雕龙》中的《诏策》、《檄移》、《章表》、《奏启》等公牍文，大体上就是今天所讲的公文。其他，如《议对》中的驳议，虽然是上、下交流的文字，但体现政务管理的目的比较曲折，对策属于古代科举文体，都不宜与公文并论。《书记》篇中的籍、薄、契、卷、疏、关等，具有一般文书性质。其中的令，刘勰说：“命也，出令申禁，有若自天”。次序上排在律之后，似乎是指法令类文书。其他篇目中，接触公文内容较少。就是前文提到的四篇中，有的文体，例如移，既不是典型的公文，后来政坛、文坛也很少使用，意义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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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勰在论述《诏策》等文体时，采取的是一种类比的方式，把两类相近的合成一篇，加以阐述，有利于读者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相同与差别。同属上行公文、章、表、奏、启各有特点，界线分明。这种方法对我国古代公文的定型与发展，公文理论的形成，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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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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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1 _# D, q% w3 Y　　《文心雕龙》对于公文与国家政治生活，社会事务管理的作用与意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曹丕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内涵比较笼统，包含了所有的文体，刘勰的说法，就比较具体得多。《序志》篇：“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指出它与经书之间的关系，它对国家典章制度形成的影响。在《诏策》等篇章中，刘勰从几个方面，分别谈到了公文在国家管理中的地位、价值。

& e3 O) F- L% B6 t4 k4 \　　 首先，他注意到了公文的权威性。

　　 无论古代或者现代，国家的政务管理很大程序上是要通过公文手段来实施的。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威很大程度上是要通过公文来体现的。失去了指导、管理、协调权威的公文事实上就是一纸空文。封建社会的帝王，既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也是国家与国家权力的象征。刘勰在《诏策》篇，多次谈到了这个问题。一开始他就说：“皇帝御宇，其言也神。渊嘿黼扆，而响盈四表，唯诏策乎。”皇帝统治天下，他说的话是神圣的，虽然，在画屏之前沉默着，声音却响彻四方。又说“夫王言崇秘，大观在上，所以百辟其刑，万邦作孚。”“王言之大，动入史，其出如悖，不反若汗。”。在最后“赞曰”中，明确地说：“皇王施令，寅严宗诰”，告诉读者，帝王发布的号令，敬慎谨严，以诰为本。诏这种文体，相当于今天国家级的下行公文，归纳刘勰的说法．内容包括：诏体的巨大影响力；诏体对于诸侯与老百姓的作用；诏体最终要转化成为历史档案的不可变更性，显示了它的权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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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权威性是古代下行文不可缺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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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0 ~8 N2 h! j6 {2 e- |) [2 j7 ?9 {　　其次，他注意了古代公文（包括公务文书）在政务活动中的特殊地位。《文心雕龙》说：“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章表类文体，日常应用广泛频繁，反映情况，提出问题，批评建议等，几乎都离不开它，它包含了现代公文中请示、汇报，情况调查报告等内容，在治国、治民的具体工作中，带有关键的意义。用“枢机”两字，足见其不容忽视。对于这类公文的写作，刘勰不认为是刀笔胥吏的雕虫小技、个人私事，而是国家光彩的表现。“既其身文，且亦国华”。在《书记》篇中，他的话说得更为透辟。“虽艺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务也”，“并有司之实务。”在这里，刘勰是就一般公务文书而言。所谓“末品”是他从纯文学的角度，来比较关、卷、簿、籍之类．事实上《书记》篇中所录的大都属于应用文的大范畴，而不是艺文之品。所谓“先务”，“实务”倒是结论所在，他把这些文书与官吏的政事活动，具体问题，实际任务联系起来，用先字定位，明白无误地确定了公文的性质，不姓文而姓政，地位居先，作用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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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刘勰对公文整体评价的同时，还就每类文体的用途作了分析说明，补充了曹丕论述中不足的“末异”部份。他追述了三代的公文，“事兼诰誓”，“誓以训戒，诰以敷政。”到了秦、汉时期，国家的典章制度逐步建立完善起来。公文类别增加，公文用途专一而明确。倒如汉初，“则命有四品：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敕。敕戒州部，诏诰百官，制施赦命，策封王侯。”上行文也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议”。“章以谢恩，奏以按决，表以陈情，议以执导”。秦、汉的这些规定，表明我国公文的发展进入了一个转折的时期，摆脱了过去那种一文多用的现象，不同的文种有不同的内容，不同的受文对象，这就为现代公文奠定了基础。刘勰正是按照这个总纲探讨各自的写作方法，选定和评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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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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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序志》篇中，刘勰扼要地评论了从曹丕《典论•论文》到应玚、陆机各家讨论文学问题的章，认为他们“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因此，他采取了“原努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方法组织自己的文体论。于是，“上篇以上，纲领明矣”。

　　关于中国文书的起源，特别是具体的时间，现代文书史的论断，还没有明确的提法。刘勰说，“昔轩辕、唐、虞，同称为命”，“昔唐虞之臣、敷奏以言。”他在叙述源流的时候，已经接触了这个问题，但是，重点却落在秦汉时期。秦汉时期，我国已经开始由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与这种制度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与基础文明伴随着产生，各类公文文体也经历了由简到繁的过程，逐步走向完善。刘勰的这种认识，是符合中国公文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秦汉以后的二千年里，古代公文文体基本上没大的变化。《文心雕龙》以后的文体学著作，对于公文源流的探讨，也没有突破刘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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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公文名称的解释，刘勰深受刘熙《释名》的影响，大都用一个字音相同和字义相近的字来说明文体的本议。例如：“策者，简也。制者，裁也。诏者，告也。敕者，正也”。“表者，标也”。“奏者，进也。”他过多的从语音关系上做文章，借此来达到解释名称的目的。就难免有些牵强附会。事实上，语音和词义不一定有必然的联系。语音相同，不一定意义就相同。公文是一种实用文体，名称的内涵比其他文体要复杂些，并不是一、二字可以说清楚的。刘勰偏重文字训诂的释名方法，注意了形式，忽视了内容，表现了一定程度的局限性。

- R0 }$ a, l( m: ^7 D: V" s" a　　选文定篇是刘勰文体论的重要内容之一。他根据文体的特点，精选了各个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加以评述。涉及的文章虽然不是很多，但轮廓清楚，足够我们了解中国公文发展的真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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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p; g  w5 x3 Z- l  v& l　　刘勰对作家与公文作品的评论，与其他文体一样，基调是“征圣”，“宗经”，崇儒，崇学。他认为比较出色的文章，大都符合这个标准。“武帝崇儒，选言弘舆”，“明帝崇学，雅诏间出”，“自汉以来，奏事或称上疏。儒雅继踵，殊采可观。”在《章表》篇中，他也强调：“是以章式炳贲，志在典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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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C" o  h8 u& q* @* s3 g　　刘勰比较看重作家的才华与学识，认为它直接关系到公文的质量。甚到影响帝王对公文的重视。“淮南有英才，武帝使相如视草；陇右多文士，光武加意于文辞”他欣赏孔融《荐祢衡表》，诸葛亮的《出师表》，说是“气扬采飞”，“志尽文畅”。他称赞曹植，“陈思之表，独冠群才”，对于后汉的公文家，他提到了“左雄奏议，台阁为式；胡广章奏，天下笫一”，并且说，左、胡的出现要归功于选拔人才的办法，因为“后汉察举、必试章奏”，选择秀才型的人担任秘书工作，是中国政坛的传统。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这个传统受到一定的冲击，学术界提出了综合型、技术型等等，按照我国国情，为了进一步提高文字工作的效率，刘勰的主张，就是在今天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他还注意到了作家、作品与现实的关系。《时序》篇中，纵论了晋代诸家之后说：“前史以为运涉季世，人未尽才，诚哉斯谈，可为叹息。”《诏策》篇中说：“安和政弛，礼阁鲜才，每为诏敕，假手外清。”没有人才，人不能尽其才，都是受到政局的制约，刘勰的看法是有现实意义的。

　　《文心雕龙》对于汉初公文的评价，当然也有些不切实际的地方。“观文景以前，诏体浮新”“法家少文”。其实，李斯、刘邦、文帝、景帝时期，有不少出色的公务文章。《谏逐客书》、《入关告谕》、《求贤诏》、《议佐百姓诏》、《二千石修职诏》，贾谊、晁错的表奏，大都情文并茂，说理透彻，被后世公文家奉为圭臬。

四

/ g/ J4 k) d3 `2 u　　《文心雕龙》讨论了文学写作的普遍性的问题，也论述了各种文体的写作方法，对于公文，刘勰注意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书记》篇中所说的，“并有司之实务，而浮藻之所忽也。然才冠鸿笔，多疏尺牍”。一般玩弄辞藻的文人，往往忽视应用文体的写作，甚至那些大手笔，大作家对书信之类小品也大都是疏忽的。为此，他还举了一个例子，借一个具体的人来加以讽谕，“譬九方堙之识骏足，而不知毛包牡牡也。”在刘勰看来，应用作品的写作与其他文体是同样重要的，这种见解，即算到现在，人们也不会感到陈旧与过时。在《诏策》等篇中，他还就公文写作的具体内容，诸如不同文体的风格要求，思想内容，语言词藻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很多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9 Q$ p/ I. C# v, @' b　　首先，他强调公文内容的真实性。

) ^( ~" @$ X; r! y2 w' J5 d( s　　刘勰认为，起草为文的时候，先要标列三个准则，其中之一就是“举正予中，则酌事以取类”，一旦文章中心内容确定之后，就要考虑用什么材料和典故。《宗经》篇说．“体有六义”，六个特点之一就是“事信而不诞”，文章列的事例，要真实而不虚妄。当然，他这里讲的仅仅是一般的作品，如果是公务文书，对真实的要求将是更严格的。公文作为一种管理手段，要取信于民，要为上级提供决策的参考与依据，无论是事例，数据，甚至人名，地名，时间都来不得半点虚假，要求百分之百的真实和准确。在《诏策》等篇中，刘勰没有直接谈到这个问题，而是从另一个角度来强调内容真实的重要。他对建安文人是十分看好的，但是，对于陈琳写的《为袁绍檄豫州》，肯定其“壮有骨鲠”的同时，也批评了“章密太甚，发邱摸金，诬其过虐”的缺点，认为揭发过分，对曹操的诬捏超过了他暴虐的实际。过分，也就显得不真实了。檄文中，不仅说曹操的父亲是奸臣、宦官提携长大的，还说曹操亲自带领官吏士卒去盗挖了梁孝王刘武的坟墓，更有甚者，专门设置了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等职业官，负责盗墓，弄到所到之外，“无骸不露”。显然，这是有些文学夸张的。檄文是公文类，不同于小说，诗歌。虽然，写作时可以“述此休明”、“叙彼苛虐”，露扳宣众，不使义隐，但“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徉断”，所谓“事昭”，就是要把事实摆清楚。有了事实．要进行断判，不能模棱两可。刘勰谈戒敕写作时说：“魏武称作敕戒当指事而语，勿得依违，晓治要矣”。指事是讲针对具体的问题，依违者不专，不决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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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文中把事情写清楚，也是保证内容真实的条件之一。所以《议对》中特地指出：“事以明核为美，不以深隐为奇”。称赞“管、晏属篇，事核而言炼。”核者，核实也。张衡《东京赋》有：研核是非之语。事实确切，语言简练，这就是作为政治家，管理国务的管仲、晏婴文章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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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公文，对事例、材料、数据真实、准确的要求，比古代更为严格，无论哪一类公文都要认真履地这一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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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刘勰注意了文章的“精要’。他所指的精要，是个比较广泛的概念。包括内容，字句等等。在他看来，“文小易周。思闲可赡，足使义明而词净，事圆而音泽，磊磊自转，可称珠耳”，文章的篇章短小容易完善，文思高尚，内容自然丰富，能收到意思明朗，文辞简洁，材料妥贴，节奏流畅，笔势运转自如。当然，一篇文章要得又短、又好，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怎样选择、处理、运用材料，怎样驾驭语言，每一个环节都得认真对待。对于公文来讲，不论是请示、报告、总结等，材料与事实就是基础，精要，首先从这里开始。“取事贵约，校练务精，捃理须核”。这样，才能有美皆备，才力与学识，内容与形式互相发挥。《事类》篇说：“事故得其要，虽小成绩，才辖制轮，尺枢运关也。”典型的材料，虽然分量很小，因为抓住了要点，写文章也能获得成功。

　　刘勰也很重视语言、文字的精要。“义典则弘，文约为美”，他把文章辞句的简练提高到美学的标准来衡量。讨论“议对”这种文体时，多次提到文辞方面的问题。认为写议对文要“标以显义，约以正辞”，而“文以辨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晋朝的傅咸是写议体文的宗匠，又熟习治国之道，可是写起文章来，琐碎繁杂，陆机《议（晋书）限断》“庚辞弗箭，颇累文骨”。并且，讲了一句非常中肯的话：“辞以治宣，不为文作”。就是说文章应从治国出发，不为写文而写文章，这实际上是告诉我们，公文的写作要有明确的目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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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来分析文章中语言是否芜杂呢?刘勰讲得非常具体，“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他把精彩的议论，扼要的语言，称之为“极略之体”，即最为简练的风格。《书记》中，在概括评讲了几十种文体之后，带有小结意义地说：“随事立体，贵乎精要。意少一字则义阙，句长一言则辞妨。”《熔裁》篇中还说：“思赡者善敷，才核者善删”，思想丰富的人善于铺张，才学切实的善于删削，善于删削的人，字去掉而文意仍然保留不变，使文章达到精要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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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顺便提提公文中使用生僻字的问题，也是经常可以遇见而又值得注意的事情。《炼字》篇说：“今一字诡异，则群句震惊，三人弗识，则将成字妖矣”。类似字妖的，不仅是那些古怪字，现在更多的是生造字。诡异字在有字典可查，生造字只有造字者自己了解。至于不合规范的简化字，已经简化的繁体字现代文书中并不少见。刘勰的批评是有现实意义的。我国汉朝初年，拟有律例，法令规定：“吏书上出，字谬辄劾。”汉人石建，他写的公文送呈后退回，发现马字少了一笔，心怀恐惧，害怕处以死刑。古代公文家，对这类事是非常认真的。

　　第三，刘勰注意了古代文体公文，由于目的、作用不同所带来的文章风格，写作方法的差异。在他以前，曹丕、陆机等虽然都曾经谈到过，内容比较简略，《文心雕龙》的论述则具有较为明确的针对性，也比较具体。例如，檄移这种文体，他说：“凡檄之大体，或述此休明，或暴彼苛虐；指天时，审人事算强弱，角权势；标蓍龟于前验，悬磐鉴于已然，虽本国信，实参兵诈，谲诡以驰旨炜晔以腾说，凡此众条，奠或建之者也”，最终达到“植义飑辞”，风体“刚健”，声气逼人。对于书信，他说：“详总书体，本在尽言，言以散郁陶，托风采，故宜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也。”这里“条畅任气”属于叙事，“忧柔怿怀”，属于达情，而写的要点在于“尽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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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勰比较重视章表等上行公文，有关写作的内容也谈得比较多，总的来看，文势准乎典雅，风格要求明朗。因为这些公文，都是要呈送皇帝的，必须“昭明心曲”，“风矩应明”，以明允笃诚为本辨折疏通为首”。不蓄私心，不隐瞒观点，与风格相一致的，写作的方法应该是“要而非略，明而不浅”，“雅义以扇其风，清文以驰其丽”，文字上“繁约得正，华实相胜”，这样才符合上行文写作的规律。刘勰关于公文写作的理论，应该说是切合实际的，很多内容可供我们借鉴。

五

0 Y  X3 R" e" c  ?: h, K　　《文心雕龙》的写作距今一千五百多年，作者所处的时代与我们不同，他有关文学创作、批评的理论也是建立在魏晋以前各类作品基础上的，对我们不见得全部适用，例如诏策文，今天已经没有当年那样的生命力，但是，它的一些基本精神，仍然值得从事公文写作的同志学习。